儒家与道教的区别简短（影响中国的到底是道教还是儒家） -凯发推荐

他说，“太炎老师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 *** 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老师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于是，关于儒的起源的探讨，胡适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在章太炎已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前进。

从先贤巨哲们对“儒”的起源和含义的探讨中，我们已经能够大致地知道什么是“儒”了，并且我们也能大致了解“儒”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儒最初泛指术士，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术士，其范围很大，除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从事科学研究、知识传播和学习的人员以外，还包括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卫工作者、宗教界人士，等等凡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儒家就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所有劳动者的全集，所以儒家包括的人员范围很广，老子、孔子及继他们之后出现的百家诸子都是儒家中人。

在春秋战国时，并无百家之说。但后来人们对儒家的认识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从汉武帝时到现在，大家都认为老子及其他与孔孟不同门派的百家诸子不属儒家。

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老子》 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

后来，刘歆在《论语》 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

班固在《论语》 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儒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一个学派，老庄学派被称为道家。其他阴阳、墨、名、法、纵横、杂、农等等学派也各有其代表人物。把诸子分为百家，只是后来的人为的分类，表明他们专攻的学术方向、思想和 *** 不同而已。

二，儒家和道家

广义上的儒家应该包括老子学派、孔孟学派及其他百家学派。

毫无疑问，道家名称的产生起源于司马谈对先秦儒家的划分，而道家能成为儒家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派为后人所知得益于老子所作五千言的《论语》 。但在司马谈之前，人们在思想上并没认为有道家这一学派。稍微考察老子其人及《批判孔子》 其书，我们同样也会认为老子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儒家学者， 《论儒家道家、儒教道教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部儒学著作。

其实对老子其

人是谁，现在人们已不能确证了，连被后来奉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都提到过三个人的名字，人们只是公认老子就是比孔子稍早并与孔子同时代的周王室藏室史——老聃。不管老子是司马迁提到的李耳、太史儋、老莱子中的哪一位，我们都可以认为老子是周王室的史官（之一）。老子的工作可能就是整理和管理周王室的史料、典籍、科学文献和各种图册，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学者。可能老子也不一定是当时学坛泰斗，但自秦始皇焚书之后，我们已经不能知道谁是比老子更出色更优秀的先秦学者了。当然可能有人认为还有比《老子》更出色的先秦经典传留至今，但还有人能说出这些典籍的作者吗？

《老子》其书到今天还被列为先秦三玄之一，但在先秦时人们读《老子》可能还没有多大的障碍，因为当时的语言环境比较稳定，《老子》所用的一些习惯性通俗口语容易被当时的人理解，再者其时学术水平也很高。之后随着焚书坑儒和语境的变化，人们读《老子》越来越困难，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或没有人）能读懂《老子》了。我从2011年开始研读《老子》至今，记下二十万余万言的读书笔记和体会，自认可能是自先秦后解读《老子》最贴近其原意的人，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种认为狂妄不谦虚，但我还是这么认为，谁让我是已经低致没有谦虚资本的人呢？

《老子》一书源于作者对当时科学文化的总结、对上古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和对社会现状的思考。老子所说的道是什么？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他作了解释，也道出自己的迷惘。他指出：“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萧呵！谬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25章）大意是：有一样东西（有物）是在各种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昆：共同）固有的（成：已定的），它比天地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先天地生）。我们对它的认识很肤浅，对它的态度也很冷寞，它的存在并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萧：本意表示艾草。艾草是一种常见的香料植物，就生长在人的生活区附近，但由于它既不能吃也不美观，我们平时很少观注它）。我们对它的一些理解甚至很荒谬可笑（谬）！它就那么独自（独：独自）存在（立：存在），不因人们的意志而改变（不改），可依靠它的作用产生（可以为）天地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天地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可以为）天地及其间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本（天地母）。我（吾）不知（未知）那不依人们的意志而独自存在运行的东西（其）起初的名（名），所以用道路的“道”作为它的字，用来称呼它（字之曰道）。

所以“道”是老子用来形象化地表示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的名词，就像人的行走沿着路，事物的变化是循着道的，连他自己都认为用“道”一词表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不一定准确合适。

五千言《老子》所含哲学内容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老子认为道是可以认识的，他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第1章）这句话同时也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中产生的真理具有相对性。老子在这之后还指出在同一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对之认识的难易程度不一样，“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1章）”事物刚刚产生时（万物之始）不易被人发现和认识（无名），但也没有多少影响力（无名。名可理解为占有力），生命脆弱，但事物发展到成熟阶段（万物之母）就容易被我们发现（有名），此时的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名）并孕育着更多的变化了（万物之母）。以上我引用的《老子》中的这两句话，就已经为“无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要探索和认识道，遵道行事，做事时没有大的难度和工作量，以至于无为；要认识事物，在事物发生发展的早期对之进行控制，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或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使工作量比较小，以至于“无为”。

在全球范围内，老子更先指出了事物存在着对立统一辩证现象，虽然他没把这种关系命名为“矛盾”，他指出：“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老子》中提出的辩证法思想是西方近现代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老子还更先提出了其他一些被现代哲学确立了的观点，如认识事物的一分为二现象而不能追求绝对化（戴营魄抱一， 能毋离乎？……）、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合理性（然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道的普遍性和可控性（道汜呵！其可左右也。34章）、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是内因和外因（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等等。

老子研究道、传播道的目的是想让统治者对自身以及国家权力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要把天下定位为自家的财产。他明确指出：“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大致是这样：“借国家权力为所欲为的人，或是想凭借国家权力大有作为的人，都会使国家和人民受到极大的伤害；窃取全天下为自己私有财产的人总会失去天下，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生命。”《老子》中的这句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昨天和今天被不断地验证着。老子希望统治者做到“小邦，寡民”， 也就是想让国家权力小些，对民众的干预、剥夺和压制得少些。老子还提倡节约，要求统治者“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9章）。老子认为要重视细节并对事物做早期的引导，也就是要“大小，多少”。他还认为要“报怨以德”，也就是要依据道德准则报复自己痛恨的事或人。

总之，《老子》是一部要求人们探究人道并遵从人道的儒家著作，以老子为代表道家学派人物也都是儒家学者，道家是先秦儒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当时（现在也是这样）最为出色的一些儒家学者，才有能力去探究自然和社会发展之道，再次一等的儒学者可以学道和用道。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 季氏》9） 探道、学道和用道的儒学者就是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也是老子所说的“为道者”和“上士”。所以道家学者是儒家中最出色的一个群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院士头衔的或能被称为科学家、专家的那部分文化人。

孔子、孟子也是探索道和传播道的道家学者，只不过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哲学体系罢了。

老子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世界文明贡献更大的思想家。

三，儒家、孔孟之儒

先秦儒家包括一切从事科学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学者和一切方术之士，所以孔孟之儒其实只先秦儒家的一个分支，他们并不是儒家的全部。

孔子的知识来源学习当时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他自己也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也”。从他的私学里设置的课程看，礼、乐、御、射、书、数这些文化的和技术的课程的作者或发明者都不是孔子。相传孔子著《春秋》，但孔子并不是史官，无法仅凭道听途说写出史书，孔子可能只是传抄了《春秋》作为学校的教材。我们知道《春秋》还被称为《春秋公羊传》和《春秋左氏传》，很有可能在孔子传抄《春秋》之前或之后还有左丘明和公羊氏也传抄了。因为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书只能以传抄的形式扩散开来。孔子读《易》的时间比较晚，他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有人认为“加我数年”是从孔子死的时候往后加，好像孔子读不懂《易》一样，其实孔子的意思是从他读《易》的时候往前加，让他不是在五十几岁或六十几岁的时候读《易》，而是在四、五十岁时读。所以孔子只是先秦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之一，他不可能传承和传播当时所有的文化和技术。

但后来人们为什么只认为孔孟之儒是整个儒家了呢？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秦始皇，是他让儒家完成了实至且名归的转变。

秦始皇嬴政称其为“千古一帝”和“祖龙”，被很多人推崇赞誉，但同样也被很多人恶毒地诋毁谩骂。我属于后者，只要有机会我就想毁骂他（包括后世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但在这里我只想说嬴政怎样使儒家成了孔孟之儒的。

秦始皇让儒家成了孔孟之儒所用的手段就是“焚书坑儒”。

直到今天，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事仍然褒贬不一。对之褒扬者认为：1，儒家学者都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留于世间也没多少作用；2，所坑之儒都有诅咒嬴政的嫌疑；3，坑杀他们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秦皇权传至千秋万代。在这些人的眼中，只要是成功地夺取权力的行为（不包括失败的）、只要是维护权力的行为（无论成败）都是正义的，不管其过程和手段多么不人道，也不管其结果和目的是多么的不人道。

但嬴政坑儒后他的统治传到到千秋万代了吗？

嬴政当年因为什么坑儒？具体地坑杀了哪些人？就对历史学家而言，也很难准确回答了。但他焚了哪些书，就是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很多人也知道。秦始皇焚烧了除医、农和占卜之外的所有书籍。首先是各国史记，再然后是有关军事理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技术等等诸多方面的著作。它使从上古到三代的文化积淀毁于一旦，使中华文化和东方文明倒退了几千年。从焚书的情况推测，秦始皇坑杀的儒者应该是著述这方面书籍的人，包括六国史官、历史学家、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等等，他们是当时更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中国的官学出现得很早，早期的儒家学者，都出自于官方学校，如刘歆所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胡适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周礼》司徒掌邦教。所以司徒是邦国中分管教育的主官，可能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但位更高立于三公，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很高，可见君主制时期君主们对教育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

到春秋稍晚的孔子时代才出现私学，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有出自私学的，但大部分仍然出自官学，因为当时私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内容都无法和官学相比。虽然私学不如官学，但继孔子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正得益于私学的推广和各国对文化和人才的重视。

我们今天的人很迷信孔孟儒学，认为它就是当时更先进的文化的代表，但要是从孔子私学所设课程来看，孔孟之儒不但不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而且可能很不入流。

孔子私学最初开设的主要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就能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了吗？显然不能。虽然春秋时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从秦始皇焚书后遗漏未焚而能流传至今的《老子》一书看来，春秋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五千余言的《老子》所述哲学内容已经在我国哲学史上竖起一座至今无人逾越的丰碑，而哲学却只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总结，所以从《老子》的哲学高度反推当时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状况，其水平可能已远远超出我们的相像。但在孔子私学所授内容中，没有天文历算、军事理论、巫医知识以及管理国家的专门知识。这就决定了从孔子私学结业的儒者，不可能成为史官或历史学家；不能成为巫医；不能成为军事指挥家或军事理论家；也不能成为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决定了孔门只能培养出中低级的学者和中低级的管理和应用人才。孔门最出色的弟子如颜渊、子路者，孔子给他们的定位也就是“士”。

但孔子时大量私学的出现，以及他们秉承的“教无类”的办学理念，使大量平民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各国官学就有了更优质的生源，再加上各国因为竞争大都在大力培养并极力招揽人才，各国都会为各类人才展示才能提供种种机会，从而使当时有了言论自由、氛围宽松学术环境。这样在春秋和战国时，人才和各种学术呈现了井喷式发展之势，也就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

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之中，虽然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孟子），但很少有能挤进周末秦初一流学者行列的，即使也有些优秀的学者出自孔门，但也可能只是在孔子的再传弟子那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然后再进入公学，他们的学识并不完全来源于孔子晚年编著的那些教科书。比如荀子、韩非子和李斯，（荀子一系自称儒家，可能也不一定出自孔门，因为当时还没谁对先秦儒家进行分类，汉之后人们习惯上还是将他们归类于法家。）他们都博采了众家之长，学识并不来源于一家一派，并且这些学者大多到了文化落后的秦，为秦王室服务，焚书坑儒时他们也不在被坑杀之列。由于孔门儒者的绝大多数都不能入流，只能在私学里任教或出任一些中低级的公职，所以秦始皇也懒得去坑杀他们，这样，在焚书坑儒后，稍有文化的人大都出自孔门。到汉代，文化人被逐渐重视后，孔门儒者便逐渐进入到了帝国科学文化的核心部门，成为了当时儒家的中坚力量，所以这时的儒家已经约等于孔孟之儒 道家之儒了。但到汉代，学者们又对先秦儒者进行了分类，老庄之儒已经归类于道家，所以说孔孟之儒就是整个儒家这话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了。

四、孔孟之儒、新儒

从汉帝国建立到汉武帝之前，汉帝廷采用的都是道家的治国策略。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生活上厉行节俭；在思想上遵循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和刑名之学。因此汉初才有了社会繁荣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汉帝国的国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用黄老无为学术理念治国，同样也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负面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再好的理论都不能是绝对正确的真理。凡伟大的思想家大都是相对真理论者，如老子、马克思、恩格斯和未执政时的 *** 。理论需要在运用中（实践）进行检验，要对之进行批判、修正、完善和发展。所以对所有伟大的理论，我们都应该相信它们有指导实践工作的功能，但也不能认为它们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迷信它们。在解读《老子》应用《老子》时，同样也要用这种态度，何况汉初的学者已经不能完全读懂《老子》呢？】汉初，帝国按照老子“小国，寡民”的原则，轻徭薄赋，减小国家机关的权力，减少了军费投入，从而使另外两个矛盾尖锐起来：

一是国内的豪强游侠势力崛起了，一些豪强势力已经到了可以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汉武帝开始镇压豪强，采用的是简单而粗暴的 *** ， *** 虽然不好，但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毕竟黑势力是无法与国家机器抗衡的。）这个问题是汉帝国必须解决的，也是现代所有弱化 *** 功能以无为理念治国的民主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还远不止一个两个问题。西汉初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打击防范黑社会势力的问题。其实从《老子》中也可以找到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大小，多少。”在各种黑势力没有做大前就应该通过立法和建立专门的机构对黑社会势力进行预防和打击。（就是对今天的中国而言，防范和打击黑社会势力也应该是在国家准备实现无为、民主、自由治国理念时必须事前考虑到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一向欺软怕硬、逆来顺受、缺乏责任感，有着有利于黑社会势力成长和泛滥的土壤。）

二是对北方游牧部落的防范和打击减弱了，匈奴在帝国北境的抢掠侵扰频繁。

虽然老子是一位崇尚人道的和平主义者，崇尚柔弱包容，在这一点上孔子与他一脉相承，但老子并不反对暴力手段，不反对军备，他非常严正地指出：“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葆矣。”（74章）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比无视敌人存在所带来灾祸更大更严重了，无视敌人的存在会近似地丢失因“少私寡欲，见朴抱素”所积累下的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当然西汉朝廷没有无视敌人的存在，因为西汉初年不停地有外部入侵和诸王叛乱，西汉有着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汉武帝也开始用武力手段打击匈奴，毕竟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汉帝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国力。汉武帝有为之功，其实质还是建立在文景无为而治基础上的。

汉初在对豪强势力和对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中出现的问题给文人们攻击当时的治世思想带来了口实，最根本的地方黄老无为思想对更高统治者的权力和生活有一些约束，这是汉武帝不愿看到的。

帝国的国力强大了，生活富裕了，汉武帝的欲望也就多了起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所以他也就不想再受道家治国理念掣肘。“小国，寡民。”？“报怨以德”？皇权会受到限制，当权者谁不想让下属象儿子、孙子或灰孙子一样呢？“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9章）？对《老子》中的这些句，秦二世胡亥早就不高兴了，“胡亥曾对李斯说：‘我听韩非说过，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住茅草屋，吃野菜汤。冬天裹鹿皮御寒，夏天穿麻衣度日。大禹治水时，更是劳累不堪。最后客死他乡。做帝王如果都是这样，恐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吧？做帝王如果没有一点好处，怎么有心思治理天下呢？我就是想这样永远享乐，你怎么看？’”（摘自《中国100位帝王传 秦二世胡亥》华侨出版社）李斯还能怎么看呢？荀子的两位高足，都是绝顶有才的主，但他们都少一样东西，这东西叫“良知”。李斯马上作《行责督之术》，向二世献独断专权、酷法治民治国的 *** 。汉武帝当然也不想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想让权力被掣肘，更不想听到《老子》中“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些屁话。奴役天下所有人、攫取天下所有财富才是帝王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在武帝刚继位时（建元元年前140年），他就马上同意了丞相卫绾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于是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这些人还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但前140年，汉文帝的妻子、汉武帝的祖母——窦漪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还在世，窦太皇太后不但坚信道家治国理念，并且还很有实权和影响力。窦太太后对武帝的做法很不满，武帝不得不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窦婴、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先后上了三篇被后人称为《天人三策》对策，从而确立了孔孟之儒在汉及之后我国奴隶体制中的正统地位。

我稍读《天人三策》，就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文采飞扬的佳作，虽然如此，但与其说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打动了汉武帝，还不如说是董仲舒说了武帝想要听到的话。只不过董又进一步说出了如何罢黜百家统一思想。另一方面，与其说《天人三策》是为了全面地推荐孔孟儒学，不如说它是有选择性地向推荐汉武帝想要的东西。《天人三策》所述观点不完全出自孔孟之道，它也吸收了道家学说，甚至在根本上背叛了孔孟思想。

董仲舒在文章的开头就说道：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他认为，国家要是有违反人道的政策、措施或行为，上天就会让天下出现自然灾害来遣责并警告君主，若君主仍不知反思治理天下的措施和自己的行为的错误，上天还会作出各种怪异的现象用以恐吓君主，若还不去改变政策和行为，君主就会失去天下或受到伤害。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是关爱君主并想阻止天下动乱的。

董仲舒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与孔子思想相悖的，《论语 述而》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表示孔子也是唯物论者，并不去谈论也不会相信怪异的现象、不谈论也不认可暴力、不谈论也不想制造暴乱（或混乱），不谈论也不相信鬼神。

董以上所说也是他整个策对的理论基础，由此理论基础出发就可得出帝王仅会受制于天、臣民根本无权监督约束君主这一结论。但天是什么？天意又是什么呢？就是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谁又能说得清楚？所以完全可以认为皇意既天意。这样就为中国几千年神权政权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奴隶制专制体制打好了铺垫。

从董以上所说，自然而然地就能得出“君重民轻”结论：上天为关爱君主不让他们失去天下，会造成自然灾害，以惩罚平民的方式去怪罪并警告君主。平民不但是君主压榨的对象和用以殉葬的道具，还是上天警示君主的工具。正如董仲舒所表明的那样，我国君主制时期从来都是君重民轻。但这也是董仲舒和其他汉及之后儒家对孔孟思想的严重背离的地方。虽然我没读过《孟子》，但我知道孟子的最重要政治观点是“君轻民重”，虽然汉及之后的儒家学者都认为自己是孔孟儒学的传承者，但很少有能认可孟子“君轻民重”的政治观点的。

董仲舒提倡兴音乐歌舞，他认为音乐歌舞可以为自己歌功颂德，可以化民风，当然也可以自娱耳目。他说：“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用音乐歌颂自己的盛德）。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他还提议向天下宣扬皇权天授，让人不至于窥睨皇权。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依据，凭证，符命）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意思是：听说上天极力推奉并让一个人成为帝王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力无法做到而自然出现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可以看成并宣扬为帝王接受天命的凭证。这样天下人就会共同崇尚皇权并归附他，就象归附、信赖并听命于自己的父母一样，因此自然出现的“祥瑞”就会得到验证，宣扬“天命神授的工作”也起到了效功。

董仲舒认为周之兴起和繁荣源于德，周之衰以及秦和六国的毁灭都是因为仁德的荒废和刑罚的兴起，从而提出兴德教废刑罚。他说从周初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缪：音鸠，绞。盭，古戾字，乖张、暴戾。整个这句话可能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阴阳不调”吧？）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姿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董仲舒还说过下面这段话：“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基本上全面否定汉初三代人四位（还有两位傀儡）皇帝的政治功绩，并建议汉武帝改革治国策略。假如武帝与后来清代的皇帝一样大兴文字狱，董仲舒家有多少人都不够杀的。但当时还有先秦遗风，言论比较自由，并且汉武帝正想改变治世策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让权力更大起来，生活也能够奢华起来，董仲舒下面的话就能让他很高兴：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董仲舒认为，应该重修礼制，以服饰等等的不同以明尊卑贵贱。并用孔子的话彻底否定老子所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这可以让生活更多姿多彩起来。汉武帝后来也确实开始大兴土木，大建宫殿陵寝，搞得国力疲惫、民不聊生、暴乱四起。

董仲舒认为实现他提出的德教、仁政、礼制、天皇合一、高度集权等等政治目标的手段是举办太学：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们若是认为董仲舒提议举办太学是为了启民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和生活水平，那我们就彻底错了，他们只是为了维护皇权。董仲舒最后还说得明白：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认为，为了维护“大一统、天皇合一”的专制统治，太学中教材的选用是很重要的，除了《六艺》这些学科和孔子的部分思想，绝不能有其他课程和其他思想再进入到太学和各地官学的课堂。由此看来，董仲舒提倡兴起的新儒官学是与孔门之私学貌似合而神背离的，所以后世学者有人将之称为新儒学。说它们“貌似合”，是因为董仲舒新儒学与孔子私学的课程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科目，孔子私学所设课程是：礼、乐、书、数、御、射，称六艺，而新儒学所设课程却是指《礼》、《乐》、《诗》、《书》、《易》、《春秋》，虽然董也称之为六艺，但后来人们还是更准确地称之为《六经》。六经与六艺看起来课程数目一样多，但六经只有六艺中的三艺，也就是说它只有礼、乐、书，少了六艺中的数、御、射。当然从《书》的数目看，新儒所学比孔子私学又精深了一步，包括太学在内的官学多设置了《易》和《春秋》这两门课程，或者也可以说新儒之官学也没比孔学多学书，因为到孔子晚年，已经开始专心治学，读《易》著（就是传抄）《春秋》，所以在其私学里，孔子可能已经开始一边读《易》一著《春秋》一边教授它们。孔学中的“书”本来就包括《诗》，后来又包括了《易》和《春秋》，这样看来，新儒官学所设课程只有孔学课程的一半。前面我说过，孔学的课程只是先秦官学和其他私学课程中的一部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孔学的课程若与今天北京四中或河北衡中的课程相当和话，那当时先秦官学的课程至少与今天清华与北大的课程相当。

汉代新儒的太学不但不能与先秦官学相比，就是跟孔子的私学都不能相提并论了，不但所设课程量严重缩水，最为关键的是从办学目的和治世及教育理念上也对孔子儒学进行了严重的背叛。

孔子一生思想境界其实是与时俱进的：二十多岁时他为了生活“能鄙事”，替季氏做家奴。为了更好的生活，三十多岁时他开始创办私学。孔子是一位天才的学者，他私学办得很成功，成了教育家。

成了教育家后的孔子当然还想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在三十四岁这年他到了齐国，以求进入贵族阶层，所以他对齐景公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出卖良知的话。齐景公当然希望臣下都能象老子一样对他，不管他们有没良知。所以他也准备重用孔子，但晏婴却不愿意在君主面前当儿子装孙子，所以他扬言要杀了孔子，孔子一行被吓得慌忙逃回了鲁国。

之后的近二十年里，孔子一直都致力于办学，当然他仍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反叛者邀请他，他都想应邀前去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竟自信能将反贼改造成周公【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5）】好在孔子并没去。这期间孔子除了办学，可能还在深刻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以寻找出当时社会出现动乱、诸侯相互侵伐的原因。他可能认为春秋之乱是人们不遵守统一的行为准则所引起的，所以需要有一部大家都能遵守的准则，来让人们共同遵守。而这准则当时还有，就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但各国大多不能遵周礼，当时已呈礼崩乐坏之势，所以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这主张虽然也不好使，但比之前那句“君臣父子”的屁话已经不知高明了多少倍。这高明表现在：1，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只有有了一种人们都认可并共同遵守的制度让天下人共同遵行，社会才会有序和谐，他已经体会到了制度的重要性。2，孔子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他见齐景时，还只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想以良知为资本搏得高贵的社会地位，所以也就表现出无良的一面，其实他也有权无良。而提出“克己复礼”时他的人生目标已转向服务社会，已经有了成为圣人的眼光和b格。

在孔子执政鲁国时（51—54岁），“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19）”“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政治观比之“克己复礼”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它是我国君主制时期都没能被重视也没有实行和实现的终极目标。诸君一定还不太相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做为政治观的前瞻性和重要性，但我下面分析比较一下，可能会得到您认可：

对孔子这句话公认的解释是：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但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义，要理解它关键是正确理解“礼”。礼我们今天将之理解为礼貌、礼仪和礼物等等，但孔子所说“礼”是周礼。周礼是什么？是周初人为规定的一种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德（符合人道的准则才是道德），行为规范成文并强制执行后就是制度和法，对所有人的所有行为进行规范并要求强制执行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法。周礼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法，虽然它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和不公正、不完善的法。所以，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等于说：君主的行为要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按法和制度办事。这种政治观已经与西方近代君主立宪制度的观点很接近了。“君使臣以礼”是君主制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关键，它若不能实行和实现，只能表明当时社会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君主制状态。

所以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后，就由一名奴隶制主义者转变成了封建主义者。

之后孔子的思想境界还在不断提高，完成由礼到仁的转变。他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3）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人若不能做到仁，学礼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不能遵守礼制；人若做不到仁，学了乐又怎么样呢？他们谱写不出美丽的乐章，也演奏不出乐曲的美妙来。他还进一步说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孔子这句话没有主语，我们只能认为它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也没说是在哪方面“苟志于仁”，我们只能认为它可以适用所有方面，可以把它用于治世、治国、治法、治礼等诸多方面。假如我们把它用于治法和治礼上，这样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假如（苟）在立法和制礼时能想着（志）使法和礼达到（于）仁的境界（仁），就不会有邪恶的事了。但，要真正理解孔子以上两句话，关键还要理解“仁”是什么意思。孔子的仁是什么意思呢？有人用孔子“仁者爱人”这句话解释什么是“仁”，但“爱”又是什么意境呢？我认为仁主要包括负责、宽容、乐于付出的心理境界和互利互助的行为境界。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从孔子“苟志于仁矣”的话中我们甚至能找出民主变革的种子！那就是自由和博爱。

一个社会若能“苟志于仁矣”，那它离自由、民主的社会状态也就不远了。

我们把董仲舒的政治观与孔子的比较一下：董的政治观根本是：“皇权天授、受命于天、天皇合一”。但有谁能知道天命是什么？所以皇帝说的所有话都是天意和天命，也就是说他想干啥就干啥，谁都无权监督，也不能违背。在这种政治观点治理下的社会只能是奴隶制社会，并且除皇帝之外没有不是奴隶的人。以新儒政治观点治世的我国君主制时期，就从来没有进步到封建社会状态（我准备作拙文《论中国君主制时期的奴隶制性质》加以阐明）。所以从政治观点来看，董仲舒的思想至少要比孔子的思想落后二千年。

从教育观上看，董仲舒不但也没能传承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还从根本上违背了它。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之一。他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先进的教育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一句就是：“有教无类。”（语出《论语 卫灵公》）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的话：“教育的艺术是把一切人类的艺术教给一切人类的艺术。”就是对“有教无类”的更好的解释。当然，董仲舒也不反对平民有受教育的权力，他说过：“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他这么说可能也是想取悦于皇室，因汉代皇室出自于平民，没有上古贵族血统，只有氏，没有姓（这可能也是《史记》姓氏不分的原因）。董仲舒说过，舜也只是个平民，伊尹还是个奴隶呢！后来都成了圣人，平民当然也可奉天承命成为帝王。董当然不敢说平民低贱并公开限制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但从太学为代表的官学设置的课程来看，官学不但不能把当时更先进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传授给受教育者们，而且对其所设课程严加控制，从而彻底违背了孔子“有教无类”教育理念。这样就让官学失去了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资格。也导致了在汉及之后的我国君主制时期，科学和技术高手大都出自民间。比如：两汉时期的神医华佗和张仲景（张角可能也是东汉末的神医）都不是御医，两宋时期的领先全球600年的明轮船制造技术也不出自官方。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者提议设立的太学应该设置哪些课程呢？我们也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科学文化领域，虽然秦代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华文化的大幅倒退，但当时的汉帝国在科学文化上仍领先全球其他地区上千年，比今天美国相对全球其他国家的科学文化优势更明显。所以汉代太学设置的课程，至少应该相当于哈弗牛津之类学校设置的课程吧？但他只开设了相当于今天国内二本院校中社科类的一两个专业的课程。

总之，汉代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思想之中的“儒”，只传承了孔孟儒学一半的文化，是以孔孟之儒的旗帜为外衣并反对孔孟思想的新儒家。

从文化量上看，新儒只传承了孔孟之儒的一半，而孔孟之儒传承的文化量可能只约相当于当时文化总量的十分之一。新儒家为了表明他们中国文化正统地位的不可替代性，通过对文化的垄断和极力鼓吹：把新儒放大成孔孟之儒，再把孔孟之儒放大成先秦之儒，这样也就把新儒放大成了先秦儒家的全面传承者。

所以到汉代，孔孟儒者确实地获得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虽然他们本来只是并且只能是在野学派，虽然只是他们的旗帜成为了帝国文化的正统招牌。

孔孟的思想精髓却离帝国越来越远了。

孔孟思想上虽有糟粕，但也还有很多能促进中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政治观、学术观和教育观。但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家，却把孔孟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全抛弃了。可以这么说，在新儒所传承的思想中，已经没有值得我们肯定的进步因素了。

以孔孟旗帜为外衣的新儒家提出并由汉武帝实施的思想和文化的策略，造成了我国自秦焚书坑儒后在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又一次大倒退。但我们若认为取得正统地位的新儒对中华政治和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仅此而已的话，那就错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新儒虽然无良，但还知道些廉耻，他们只是借助源于楚地的迷信思想维护皇权，抛弃了孔孟思想中的精髓，但还并没有把孔子思想中的糟粕放大，也还没有借孔子之口之身编些荒诞的言行放到历史典籍里，以便为他们邪恶的世界观制造出理论依据。之后东汉和两宋的儒家学者们，不但不能继承孔孟的进步思想，而且把孔子言行中糟粕放大，并将之包装成为真理，以让束缚在中华思想和科学文化上枷锁更加紧密沉重。东汉、两宋新儒的代表人物就不但无良而且邪恶并 *** 了。

五、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的区别和联系

1，道家

儒家应该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后，除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之外的主要地从事脑力劳动的这部分人，可能也包括这些人。早期的儒家人士主要从事这样一些工作：巫祝（主持求神、祈福、卜筮、祭祀、丧葬、婚嫁等仪式）、行医、文字的 *** 和规范、记史（记录契约、记录一些自然现象和重要的人物事件）、记物（记录领地范围、物质的收获和分配情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可能又有一些人从事卜筮的规律、医药理论的研究、探讨人和事物的本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制度。而从事事物本质的探索、一般规律的规纳和一般 *** 研究的这一类人群就是道家学者。道家学者是儒家学者中出类拔萃的一些人。

道家和道家学说出现得很早，相传炎黄时就有比较成熟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学术。从黄帝到禹之时的政治制度来看，我国上古时期已经有了很高学术水平和文明程度。但上古年间是否已经有了成熟的科学理论和社科学术，也仅仅见于传说，暂时无法考证了。而我认为我国上古年就已经探索出了一些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已经有了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保证上古民主禅让制度实施的经典文献。但后来这些文献却不能为后世所见了，其原因是，大王启在据公权私有后封锁于这些文献。启对上古民主禅让制度的颠覆和对那时科学历史文献的封锁是东方文明的之一次倒退。但启并没有销毁当时的典籍，而是把它们藏到了史籍馆内。我国上三代的君主都是一家人，王朝的变换虽然也都采取了暴力方式，但并没有过分的杀戮和破坏，所以上古典籍也能代代相传，直到周代。但也只有史官有机会阅读上古文献，到后来可能也只有他们才能读懂。

以上一段仅仅是我根据上古传说得出的推论，不但我无力考证，就是历史学家对之进行否定或肯定也要费不少周折吧？但就是根据这一推论，我认为我国三代时的史官一定还能了解上古时的社会制度、科学文化发展状况，一定还会产生对上古美好社会制度和神话般生活的向往。我又想起在三代史官中只有老子有作品流传于世，也就是被人们称为道德经的《老子》。所以我从产生这种想法时（2011年）开始研读《老子》。在那之后的大约六年的农闲工余，我没有间断过读这本书，于是形成了二十多万字的注释、解读和体会，它们现在就在我电脑的硬盘里。

虽然无法确定上古时我国有没有形成较成熟的科学文化理论（也就是道家学说），但到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科学理论文献，这点已经不容怀疑，因为有了传流至今的《易》、《老子》、《庄子》等文献作证。但道家理论学术也就在春秋和战国走到它的巅峰，之后就是秦始皇为之设置的断崖，在崖底没被摔死的几位学者，在西汉初年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又遇到汉武帝设置的屏障，这屏障经之后统治者和无良文人的经营和维护便越来越紧越大，直到地球角落里的野蛮人都进入到了现代文明状态时，东方文明都没在春秋战国时那么高的文明起点上往前进半步！——这些几乎就是代表东方文明程度的道家和道家学术的全部了。

从是否有利于东方文明进步的角度看，大王启、秦始皇、汉武帝等绝对是千古罪人。所以我经常感慨：假如要我用两个字来分别形容我国的帝王和文人的话，我会用“圣人”形容启之前的帝王，会用“禽兽”两字形容启及之后的帝王（可能也有冤枉的），会用“无良”来表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文人。

2，道教

道教的形成比道家晚得多，特别是当道教有成熟具体的宗教形态的时候。

西汉时就有道教一说，但那时的道教也称圣教，其实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儒教。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后，依托官学进行推广。官学以孔子用过的部分教材为蓝本，兴学办教，其实也是为了规范社会精英的言行之道，以维护皇权直至万代千秋，所以当时的人们也把儒家所兴之教称为道教。可能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西汉时人们也认为道家学者是儒家中更优秀的那一部分，为标榜自己，新儒教学就将自己称为道教。

但真正的道教最早在东汉末年才出现最初的原始形式。这时已早有很多佛教徒逃来中国，并在中国重新创教。

东汉末先后出现了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太平道虽然以《太平经》为教派经典，但并不是为了天下太平，他们创教伊始就有传出谮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于184年开始起义，但并没有成功，黄巾军覆灭，太平道并没有存在下去。五斗米道虽然发动起义的时间比太平道晚，但它创立的时间可能稍早于太平道，因为与张角同时的张鲁已经是五斗米道的第三代天师（张鲁是张道陵的孙子，相传也是张良的十世孙）。张修、张鲁在巴蜀的起义没有被朝廷重视，也没被残酷地镇压。可能张鲁与张修都没有颠覆汉天下的野心吧？他们依附了益州牧刘焉，并取得了刘焉的信任。（张鲁所以能取信于刘焉可能得益于于张鲁的母亲和刘焉的关系，张鲁其母“好养生，‘有少容’，‘兼挟鬼道’，往来于益州牧刘焉家。）后来刘焉派张鲁攻打下了汉中，并授意张鲁截断斜谷道，杀害朝廷使者，割据汉中。刘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璋成为益州之主，张鲁开始自行割据汉中，以五斗米教教化人民，建立了短暂的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 战乱位于中原地区，而汉中地区则相对安定，所以有大量的群众来到汉中，张鲁、张璐就用五斗米教教化他们。张鲁在汉中20多年，信徒众多，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割据势力！所以曹操和刘备都想争取张鲁，最后张鲁选择了曹操。曹操也给了张鲁非常好的政治优待和安置。张鲁投降曹操以后，携带大量的信众来到长安、洛阳和邺城三地，利用曹操对张鲁的优待，或明或暗的向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传播五斗米教。经过曹魏时期和西晋的发展，到东晋时，五斗米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就连大书法家王羲之都是五斗米教的信众！所以五斗米教得以保存了下来并发展壮大起来，五斗米教成了道教的源头。

但魏晋南北朝时道教还只称五斗米教，为道家之一，五斗米教也不比外来的佛教受官方和民众的待见。

梁刘勰在《灭惑论》中就提出将道家分三品：“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并对中、下品道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神通而未免有漏，寿远而不能无终。功非饵药，德沿业修，于是愚狡方士，伪托遂滋。张陵米贼，述死升天；葛玄野竖，著传仙公；愚斯惑矣，智可往欤？……故肉芝石华，谲以翻腾。好色触情，世所莫异；故黄书御女，诳称地仙。肌革盈虚，群生共爱；故宝惜涕唾，以灌灵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斩得魑魅，以快愚情。……至于消灾淫术，厌胜奸方，理秽辞辱，非可笔会言传。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思，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屯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岂与佛同？”

许地山先生在所著《道教史》中说：“上品之老庄思想，即所谓道家……中品的神仙与下品的张陵即所谓道教……”毫无疑问，道家是在汉末之后才开始分化的。也就是说，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仍然有一部分人在学习道家经典，虽然道家经典不再是官方学校学习和探究的范畴。

“独尊儒术”正是道家开始分化的原因。与孔门之儒在春秋时期的遭遇一样，“独尊儒术”后道家学者成了在野派。但道家与孔门之儒的治学范围是不同的，孔门之儒走得是底层路线，他们的师尊也只有那种水平，招收些学生，开设几门课程，就可以使该学派存在下去。但道家学术的范畴不能在底层，他们要做的是探索和传播真理这一层次的事。这一学术层次的工作若离开国家层面的支持便无法开展，求道者可能也无法生存。（任何人的人生目标都包含着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目标和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目标。如我们普通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服务社会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我们种几亩田就能收些粮食，除自己食用外，剩余的部分就可以出售，提供给不种庄稼的群体，帮助他们取得一些生活必须品，这样我们个人的生存目标和服务社会的目标就同时实现了。新儒家其实比我们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他们也可以同时实现自我生存的和服务社会的两个目标，经启蒙识字后读几本儒学经典，经人推荐可以得到一官半职，就既能得到报酬又可以服务社会。当然在君主制时期，能读得起书的人很少，汉武帝时的太学起初只有五十多学者，到汉末时才发展到上万人，可能其中大多是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求道者却不能同时实现人生的两个目标，特别是纯理论型的求道者更是这样，他们首先要服务社会，然后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当他们的服务不被社会承认或社会拒绝他们的服务时，他们甚至不能生存。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工作者都属于求道者，不管他们有没有科学成果，也不管他们的科学成果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他们大都享受着各国 *** 提供的优厚的物质保障，并广泛地受到世人尊重。比如华人学者李政道，每年都会有几十万美元的收入，生活无忧，可以专心于科学研究。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课题好像是测量电子的直径理论和实践，假如他离开 *** 的支持，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在他科研之余还要到菜市米市求得生活必需品。假如我是菜贩，当李先生到了我的菜摊前对我说：我告诉你电子直径是多少，你给我些菜。我可能不会给他一根菜，还会认为他是个疯子。就我所知，马克思的生活也很悽惨，虽然他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革命理论家，在他的理论被德国 *** *** 后，便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若没有恩格斯的大力资助，他可能无法生存下去。）孔孟之儒其实属于通儒，他的学术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作为支撑，资质平庸者也可以成为这个层次的儒者，所以孔子可以有三千弟子。读孔孟儒学的部分经典，再入学求仕的道路，从学术层次看求仕之路并不高远。凭新儒所设置的学识和所秉承的思想，人们根本无法把当时的科学文化向前推进，因为新儒培养出的学者不足以站到之前学术巨人的肩膀上，求道者的学识还要在当时新儒的基础上再向前进几步才可以支撑起他们求道的工作。但汉武帝之后仍有执着的属道家的求道者，他们可能有两个来源。1，汉初部分功臣的后代，这部分人本来秉承的就是道家的理念，并且也都属于大家士族，有较高的文化基础，也衣食无忧。2，巫医传人，这部分人也有着良好的家境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最初坚持学习道家学说的人，可能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也并不急于用道家学说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但到东汉时，很多大家士族没落了，生活已经没了着落，其中坚持道家理念的人也想走新儒的路子，让自己的学说得到更高统治者认可，以博得一官半职，以求能够生活或生活得更好，东汉时的道家经典《太平经》就是为了这种目的产生的。《太平经》提出了一系列让天下长治久安、让皇权千秋万代的理论，《太平经》的拥有者也千方百计地将之献给了东汉顺帝，但顺帝并不稀罕它，当时儒家经典理论比它 *** 并有用得多，所以道家学者还只能在野。但道家学者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机会，就像孔子当年一样，他们也会走到歪路上去。所以西汉神医张角兄弟便利用自己的医术和《太平经》组织了太平道，张陵及其孙张鲁利用人们对老子的迷信和巫术组织了五斗米道。科学发展中的求道之路狭窄而蜿蜒，进入这个道路的人若没有求道的能力的正确的人生目标，最终走向岐途是一种必然吧？

但到唐代，道家便风光起来，虽然他们还只是在野派。其原因是唐代皇族需要借助老子李耳扶正自己。唐高祖的母亲是汉化的匈奴人，唐太宗的母亲和妻子都不是 *** 。而李唐皇族的父系也没有纯正的华人血统，他们是鲜卑化的 *** 或是汉化的鲜卑人。在唐初及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要想长期奴役中华各族，洗白自己的家族成为华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唐代皇帝需要在古代圣贤中找一位做祖先，而老子李耳是最合适的。老子姓李，在唐代之前就已经被神化，很有仙缘和人缘。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幕，史称：唐高祖据太原起家而称帝的时候，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羊角山，见白衣老们曰：“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 *** 祖也。”所以武德三年五月，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唐太宗当政后又正式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此后的道家可能就有部分人得到朝廷的资助，比佛教有了更好的遭遇。

其实道家学说在宋代和明代还有两次小的发展（我在下一段“3，儒教”中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历代官学已经不能或不愿承担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任，但在唐宋时及之后我国的私学书院已经形成规模。私学书院教学的主要任务虽然还是帮助学子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但也开设了一些实用型学科，这就促使了宋时科学技术的繁荣。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我国君主制时的更高统治者从来就不愿看到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总会千方百计地阻挡它们的发展，利用国家机器使一些实用技术失传了。加之在宋的明之后北方民族的残酷统治，在君主制结束之前我国的道家学术从来都没能发展。

我确实还不知道道家什么是时候被正式称为道教的（可能是在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初兴时，国人才正式把佛、儒、道三家称为三教）。先秦时的道家还是正统的学术派别，汉武帝之后便逐渐地由道学派别分化出宗教化的成份，从道家分化出的宗教成分到唐代便有了正式稳定的宗教形式，虽然那时及之后它们也只被称为道家而不被称为道教，到唐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道学者（也就刘勰所说上品道家），早没了祖宗余荫，也没了学术水准，可能也就进入各地道观拜神、行医或研著经书。所以除汉武帝前的道家只能称之为道家而不能称为道教，而汉武帝之后，道家渐渐地向道教转变，到唐代就只有道教而无道家了，虽然他们还被人们称为道家，它都不再是一个学术派别而是一个宗教派别了。

虽然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我们平民历来都不怎么待见道教。其原因可能有下面这几点吧？1，先秦道家和后来的道教走的都不是平民路线。道教好像也不太热衷于在平民中发展教徒。2，道教也没能提出什么普世价值观让平民相信景仰。3，道教常常充当助纣为虐的角色，有失民族气节，让平民从心底瞧不起他们。

3，儒教

《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儒教：指儒家。从南北朝时开始叫做儒教，跟佛教、道教并称。”虽然儒教与佛教和道教并称，但围绕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在我国的近现代历来争论不休，我就更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在这里我只想梳理一下儒教与儒家的关系，并指出儒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说一说儒教到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毒瘤。

不管儒教是不是宗教，我相信《辞典》的解释，儒教就是儒家，并且是指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家。继董仲舒之后，儒家还有两次比较大的变革。一次缘于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还有一次是在两宋时受朱程理学的影响。

班固根据白虎观会议整理出《白虎通义》。《通义》所反映的思想得到东汉皇帝的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通义》全面继承了董仲舒“皇权天赋、天皇合一”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纲、五常、六纪，作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依据。三纲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原则后来又演化成“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更通俗易懂也更荒谬的形式。要让人们的思想行为达到五常，《通义》要求太学和各地官学开设《乐》、《书》、《礼》、《易》、《诗》”五门课程称五经，并且认为学《乐》可使人达仁的境界，学《书》可达义，学《礼》可达礼，学《易》可达智，学《诗》可达信，我真不知道《乐》与仁、《书》与义、《诗》跟信之间有没有一毛钱关系。这样太学等官学又少开设了一门课程《春秋》，可能由于《春秋》以直笔写史，充满着对时事的批判，董仲舒为了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他还继承了一点《春秋》所承载的批判精神，而东汉朝廷并不想要人们具有批判精神，所以班固等业儒根据主子的要求把《春秋》踢出了官学课程。六纪是指君臣、父子、夫妻之外的社会关系，主要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六纪要依三纲。春秋时：“为父绝君，而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可以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确立三纲原则后就变成了“不以父命废王命”。三纲、六纪所确立社会关系原则，在处理人际亲疏和对错时，可以不再依据其他如法律原则及道德原则，这样就形成一直流传至今的世界观：我的和我们的就是对的，和我、同我们想法和做法一样的人和事也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因为三纲、六纪确立的原则是君重于父，父重于夫，父或夫又重于诸父，诸父重于兄弟，兄弟重于族人，族人重于诸舅，诸舅重于师长，师长重于朋友，朋友重于同事、下属等等其他社会关系。

从上面不难看出：东汉时的儒家又缩小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范围，让皇权更加集中，让束缚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枷锁更加沉重，让我国君主制奴隶制度更加黑暗。但不知东汉新儒为什么只提“五常”而不提七常或八常，我们知道后来的儒家除了“仁、义、礼、智、信”之外还有“忠孝廉耻”等要求，可能他们自己也感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已经足够 *** 的了，不好意思再将“廉耻”提出来。

可能是他们大肆篡改经典的原因，东汉的文人们确实地意识到了自己 *** 。孔子杀侏儒和 ***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都是班固等一班文人编造的，他们还放大了孔子思想中的糟粕，也就是把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和“唯女子与小人”这两句错话当作了真理。孔子有那么多有益的思想他们一点都没去传承，却偏偏拿出老人家的两句错话来作为经典依据让人们遵行。

儒家和儒家学术还有一次比较大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源于宋代，因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发生的。

不得不说宋代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其学术气氛活跃，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艺先进，生产力空前，民族凝聚力强，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疲弱不堪，总被北方游牧民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先是亡了天下，最后亡了国，还差点还灭了种。

可能是宋太祖曾对之前的历史做过一次反思，在宋之前汉之后这一千年的历史当中，虽然按儒家理念治国，但仍然战乱频仍，除两汉时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其他时候很少出现过长期的和平。三国两晋南北朝陏，中国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之后有过唐初短暂的和平，之后又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又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这些战乱都不是文人发动的，北方游牧人虽时不时地南侵，但也很少有得手的时候，所以宋开始重文拟武起来。据说宋皇室有密训，不准因言而杀文人，所以宋代的学术氛围宽松起来，又形成了一次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这一次的百花齐放不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绚丽，因为到宋代中华文明经过上千年的倒退、停滞，其时的文明基础已经很薄弱，虽然如此，宋时仍开放出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科学文化之花：1，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宋仁宗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2，宋代的手工技艺还是走到了我国君主制时期的巅峰：两宋之间，已经有了领先世界600年的明轮船；到南宋时，已经有了结构复杂的木制纺织机械，纺织工艺精湛，甚至现代的丝织工艺还达不到其时的水平。3，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4，在科学方面，沈括因著《梦溪笔谈》，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梦溪笔谈》也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5，宋词风靡起来。6，儒家学者又可以装模作样地研究起道来，出现了儒道学，也就是理学。

今天，只要一说宋时的文化成就，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宋词，或许有人还能想起程朱理学。但在宋代科学文化的百花园中，恐怕也只有宋词和理学出自当时儒家之手，而其他光彩夺目的东方文明之花都不是由儒家浇灌而生出的。在宋代科学文化的百花园中，宋词只是其中的几片绿叶，而程朱理学只能是其中的一棵杂草而已。所以在两宋时，更高统治者都没把程朱理学当回事，没把它列进官方意识形态领域。有人说，两宋虽有程朱理学，但两宋时并没有之后严格的男尊女卑现象，并且当时人们思想开放，科学发达，技艺先进。但我认为这些人搞错了宋时百花齐放的原因，宋代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正是由于官方没有采纳程朱理学。

唐宋时，由于受佛道一些观点的冲击，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没有汉时稳固。在宋代较为宽泛的学术环境下，医学、数学和一些应用技术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儒学自然也没有放弃维护其正统地位的努力，从而产生了程朱理学。为了抗衡道家学术中“道”是天地万物变化根本和依据的理论，程颢、程颐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更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更高准则。二程只是从天理的高度解释了董仲舒的皇权天授、天皇合一学说，从唯心论哲学的高度解释了儒学的合理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伦理观也是程頣提出的。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董仲舒阴阳五行，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构造出新儒学体系。（董仲舒之后的）新儒学在世界观、 *** 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样就使佛、道等学说不会动摇儒家的正统地位。虽然如此，宋代的更高统治者并没有把程朱理学提高到官方哲学的高度。直到元代和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才获得更高统治者的认可，取得正统地位。

也不以能说程朱理学没有一点积极因素，与董仲舒新儒学一样，程朱理学也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后世学者也有将这一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比如明末清初义士吕留良，他说过：“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更何况他说过“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大约在清初时，满人对文化的统治还比较薄弱，所以吕留良的这些话能够隐于他写的书中，没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什么麻烦。但在他死49年后，被剖棺戮尸，子女、亲属和学生多受株连，著作也被焚毁。吕留良案成为清代文字狱之一案。

虽然从整体上说我国文人体现出了无良性，但不是每个文人都无良，也不是文人们没有善良的一面，而是专制制度的更高统治者依靠国家机器 *** 了中华文化的良知。

程朱理学对儒家改造之后，在明代又出现过王明阳的心学。心学和理学学者相互争执不下，但在元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理学占据官方的正统地位。

从词义学的角度说，从董仲舒之后的新儒家与儒教是同一范畴，不管儒教是不是宗教。儒教或新儒家绝不同于孔孟之儒，孔孟之儒也只是先秦之儒的一小部分。先秦之儒所承载的文化是东方文明宝藏，孔孟之儒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儒教或新儒家所传承的思想可谓一无是处。但事物都有一分为二的两面性，儒教学说其实也有好的一面，但这其中的好只是相对于统治者们而言的，利用新儒学术麻痹国人，可以使他们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可以使他们的利益达到更大化，所以君主制时期的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推崇儒教，哪怕他们本来是不认识字的野蛮人。

其实还是有儒家学者能读懂《道德经》的，他们也明白老子所说：“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话是真理，但为了从主子那里分得些利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主子拥有天下的时间更长一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孔子而是后世新儒学者发出的感慨。

道家和儒家更大的区别儒家和道家 儒学与儒教道教的区别